从静态典藏到动态交互 ——论图书馆艺术教育(2)

近代以来的积累，使得无论国内还是国外，博物馆、美术馆和图书馆有各自的分工或职能。一个对清代画家石涛感兴趣的人，要到中外大小博物馆或美术馆观摩原作，还要到图书馆浏览各种石涛作品、著述、相关研究的印刷品文献，在这些工作的基础上，才能开始对石涛的研究。那么，图书馆是不是与艺术品的典藏逐渐无关了呢？表面上是这样。不过，看看那些印刷品我们就知道，除了不是原作，而是仿本或“副本”外，其数量和规模，都远远超过任何一个时代，而各类研究著述，也比以往丰富得多。可以说，图书馆及其“艺术资料”，仍然是艺术生产和消费中重要的一环。

在传统时代，围绕图书馆（乃至博物馆）而发生的艺术教育，受众面较小，教育规模受各时期社会文化水平的制约而难以扩大，教育方式也趋于自发、零碎。上文提及的古代皇家图书馆，只有贵胄和帝王任命的史官硕学才能进入。当然，这种情境下的艺术教育，也有其自身优势：可直接面对实物进行，可发挥图书馆的实体效应，将艺术品馆藏与著录有效对接，从而完成小规模的艺术传播和接受，进而完成艺术知识和技能的更新与代际传承。

二、动态交互模式：信息时代的图书馆与艺术教育

20 世纪下半叶以来，图书馆中的艺术教育，开始走向动态交互模式。在其狭义层面上，“交互”是互联网时代的产物，但我们应该指出，读者与图书馆艺术资料的交互，在传统时代同样存在，只是其规模和方式与今天不同。如上文所说，传统时代是人与实体艺术资料的直接接触，其交流互动最终也只能呈现为静态的文本（馆内借阅记录，及个体的评论、题跋、笔记等）；而在今天，这种交互则主要借助电脑和软件，在互联网这一中间媒介或平台上展开，电子平台和通道的模块，将决定人们与图书馆艺术资料互动的方式和效果，决定艺术教育的规模和效果。

决定这种变化的关键，是人类知识传载方式的变迁。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曾说：“用明晰而又不可重复的形式作形象表述的艺术，是我们西方长期视之为理所当然的艺术。但是，我们常常忘了，如果没有印刷品和蓝图，没有地图和几何，现代科学技术的世界是难以存在的。”[5]发生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之后的艺术的分化和专门化，正是恰好利用了印刷技术，把那些动态的过程、易逝的文本（包括声音、图像、行为等）转换为可视的、可复制的、静态的文本，有效地进行更大范围的传播，从而也成为最有效的文献保存方式。这些静态的文本陈列在图书馆的书架上，按照某种特定的编码顺序，与其他学科的文献一起，共同构成关于艺术历史、艺术知识的纵向、横向的学科体系。

我们知道，艺术教育建立在师生对过去艺术的理解和继承之上。而艺术的发生和发展、艺术作品的生产和消费、艺术家的借鉴与创造，都处于一定的历史情境之中。构建这一历史情境，需要多方面的知识或信息。比方说，要真正理解石涛，首先至少得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了解16-18 世纪之间中国社会的基本情况，它涵盖了社会现象的各个方面，诸如政治导向、经济方式、地域因素、文化艺术机制等；二是了解16-18 世纪中国画家的生活与创作，了解绘画观念、风格与艺术思潮的承续关系；三是了解石涛的成长、师承关系、社会交往、作品以及著述。这么做是因为，我们一般认为历史人物都处在一个历史的链条当中，那些复杂的，一般被叫做“背景”的问题，总是会与我们的论题相关，所以至少应该首先确定他在历史经纬线中的坐标，搞清其来龙去脉。但我们会很快发现，仅有这些知识也远远不够，关于物质材料的科学知识，关于画家应酬与作品定购的具体细节，关于那个时代普通文化阶层的思想状况，同样会对我们的理解产生影响。在这个意义上，艺术教育的课堂教学，往往仅仅能完成其中的某个部分，比如挑选石涛的代表作品，按照编年顺序或画家个人风格进行分期，在有限的时间内予以展示或阐述，其局限性显而易见。

审美教育并不仅是欣赏美和审视美，还应该知道美从何出、美在何处及美的程度。我们说，没有真正的审美理解则没有传承，自然也就谈不到真正的艺术传播，这话应该不会过于偏差。图书馆中的各学科文献，只是静态的陈列品，它需要艺术接受者主动地浏览、演绎与阐释，在各种艺术文献的基础上，凭借其他相关的各类文献，重构关于艺术历史、艺术知识的情境，既要以艺术作品为主体，又要以其为情境之一，经过审美感知、审美理解，到达美的升华。最终，将这些静态的文本转化或内化为个体的精神存在，再经过代际传承，沉淀为集体意识。艺术的传播要通过图书馆与博物馆等中介或媒体。麦克卢汉指出，信息与媒介不可分离。媒介通过信息不停地传播自身的信息价值、结构功能和社会文化变化的力量[6]。

文章来源：《图书馆杂志》 网址: http://www.tsgzzzz.cn/qikandaodu/2020/1210/56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