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静态典藏到动态交互 ——论图书馆艺术教育(4)

[6]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何道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201.

图书馆往往被当作一个贮藏书籍的场所，这是因为人们对“图书”“图书馆”的认识还停留在过去。1998 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辞源（合订本）》对“图书”条的解释是“地图与典籍”[1]。《牛津现代高级英汉双解词典》对“图书馆”的解释是：“一个贮藏文学和艺术资料的地方，如书籍、期刊、报纸、小册子、印刷品、唱片、磁带等，可供阅读、查阅和借用。”这些概念，无论是对过去，还是对今天而言，多少都显得有些滞后。事实上，图书馆的职能往往是多方面的，即便在古代，在收藏文学艺术资料的同时，它常常也担负着教育和文化传承的重任。就艺术教育的实施而言，图书馆及馆藏“艺术资料”，也是重要的艺术教育媒介，读者或观者通过与实物的接触，完成艺术知识、技能的学习和代际传承。在信息时代，图书馆典藏的不仅有静态文本，还有依据静态文本制作的电子文献，以及传统时代无法保存的音频、视频资料。借助信息存储、检索、下载和传播，学习者或研究者可以借助电脑及专业软件，更为便捷地完成各类文本的提取和阅读，并留下可供图书馆分析的“踪迹”，同时，这些“踪迹”反过来会塑造图书馆的服务模式，由此，围绕图书馆及其“艺术资料”，便产生更为明显的动态交互模式。一、静态实体媒介模式：传统时代的图书馆和艺术教育图书馆的首要职能是地图典籍（包括艺术类文字文献）的收藏。由于图书馆的场馆大小、资源多寡和功能预设各不相同，因此，收藏艺术品，并非所有图书馆的必选项。不过，我们还看到，无论是在古代，还是今天，中西方规模较大的图书馆，乃至部分私人图书馆，往往兼备博物馆的功能，它的藏品中总有艺术品的身影，它的读者群中，也便有艺术家、批评家、收藏家和艺术爱好者。我们可以把这类图书馆中的艺术类文字文献和艺术品，统称为“艺术资料”。在中国汉代，朝廷中有掌管书籍的史官，有掌管新兴百家民间学的博士官，“秘阁”所藏图书数量很多。南朝虞和在《论书表》中记载，“朝廷秘宝名书，久已盈积”[2]142，但对艺术类文献，之前的秦汉两代并不注意收集，藏品相对较少。到了魏晋南北朝艺术类图书开始激增，南朝刘宋时，仅书法作品，宫廷秘藏的就有王羲之、王献之书作共187 卷，钟繇、张芝、索靖等名家缣素、纸书共计520 卷，分品别类，装轴裱褙。因此虞和自豪地说：“足以声华四宇，价倾五都，天府之名珍，盛代之伟宝。”[2]149-150这个说法实际上并不夸张。魏晋时，中国书画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突变阶段，一方面，在相对动荡的社会中，人们思想和观念的解放、艺术地位的提升，为这次突变提供了契机；另一方面，国家和民间收藏的艺术类文献，通过临摹、评价和赏玩，在传播过程中促进了整个贵族阶层的审美水平的提高，从而诞生了一大批有创造力的艺术人才。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中国历代帝王在建朝后，都十分注重国家藏书中艺术作品的收集。收藏品的来源除承袭前代规模，还从民间进行征集。除过收藏外，宫廷还组织对历代艺术珍品的记录、鉴定、装裱、评价，乃至由重要的鉴赏家或皇帝进行题跋、以及大规模地临摹和复制。唐太宗李世民酷爱王羲之书法，现存的王羲之书法《兰亭序》就来自民间，进入宫廷后，唐太宗诏令唐初几个书法名家和宫廷摹勒专家进行复制。无论这些摹本与真迹相差几许，但对艺术作品的保存来说，都至关重要，而各个摹本之间的差异（相似程度、刻石后不同时间的拓本等），又构成了艺术作品版本学的基础。艺术作品之外，艺术家留下的著述是收藏整理的第二个对象，这些资料一般都由书画理论家进行整理和汇编。就著述的系统性而言，魏晋以前大多散见于各种典籍，自魏晋开始，关于书画品评和著录的专题文献日益增多。同时，书画作品也常纳入古代民间典藏家的视野。唐代张彦远在撰写《历代名画记》时，最主要的资料来源就是其家族的世代收藏。西方最早出现于地中海沿岸亚历山大城的图书馆，也是最早的、现代意义上的第一个“博物馆”[3]292。自近代开始，从图书馆到博物馆、美术馆、陈列馆，逐渐经历了一系列分化独立、各自发展的过程。经过考古发掘和战争掠夺，一些国家很快聚集了数量惊人的艺术文献，由此博物馆开始承担收藏功能。著名的法国卢浮宫的藏品，就是法国革命时对寺院的抢劫，尤其是拿破仑征战的结果。在此过程中，图书馆的艺术资料很多流向博物馆（自然史博物馆与艺术博物馆兼有），不久又流向独立的、专门的“艺术博物馆”。贡布里希（）说：“收藏目的要求与教育功能的吸引这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才导致了现代博物馆的产生”[4]。近代以来的积累，使得无论国内还是国外，博物馆、美术馆和图书馆有各自的分工或职能。一个对清代画家石涛感兴趣的人，要到中外大小博物馆或美术馆观摩原作，还要到图书馆浏览各种石涛作品、著述、相关研究的印刷品文献，在这些工作的基础上，才能开始对石涛的研究。那么，图书馆是不是与艺术品的典藏逐渐无关了呢？表面上是这样。不过，看看那些印刷品我们就知道，除了不是原作，而是仿本或“副本”外，其数量和规模，都远远超过任何一个时代，而各类研究著述，也比以往丰富得多。可以说，图书馆及其“艺术资料”，仍然是艺术生产和消费中重要的一环。在传统时代，围绕图书馆（乃至博物馆）而发生的艺术教育，受众面较小，教育规模受各时期社会文化水平的制约而难以扩大，教育方式也趋于自发、零碎。上文提及的古代皇家图书馆，只有贵胄和帝王任命的史官硕学才能进入。当然，这种情境下的艺术教育，也有其自身优势：可直接面对实物进行，可发挥图书馆的实体效应，将艺术品馆藏与著录有效对接，从而完成小规模的艺术传播和接受，进而完成艺术知识和技能的更新与代际传承。二、动态交互模式：信息时代的图书馆与艺术教育20 世纪下半叶以来，图书馆中的艺术教育，开始走向动态交互模式。在其狭义层面上，“交互”是互联网时代的产物，但我们应该指出，读者与图书馆艺术资料的交互，在传统时代同样存在，只是其规模和方式与今天不同。如上文所说，传统时代是人与实体艺术资料的直接接触，其交流互动最终也只能呈现为静态的文本（馆内借阅记录，及个体的评论、题跋、笔记等）；而在今天，这种交互则主要借助电脑和软件，在互联网这一中间媒介或平台上展开，电子平台和通道的模块，将决定人们与图书馆艺术资料互动的方式和效果，决定艺术教育的规模和效果。决定这种变化的关键，是人类知识传载方式的变迁。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曾说：“用明晰而又不可重复的形式作形象表述的艺术，是我们西方长期视之为理所当然的艺术。但是，我们常常忘了，如果没有印刷品和蓝图，没有地图和几何，现代科学技术的世界是难以存在的。”[5]发生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之后的艺术的分化和专门化，正是恰好利用了印刷技术，把那些动态的过程、易逝的文本（包括声音、图像、行为等）转换为可视的、可复制的、静态的文本，有效地进行更大范围的传播，从而也成为最有效的文献保存方式。这些静态的文本陈列在图书馆的书架上，按照某种特定的编码顺序，与其他学科的文献一起，共同构成关于艺术历史、艺术知识的纵向、横向的学科体系。我们知道，艺术教育建立在师生对过去艺术的理解和继承之上。而艺术的发生和发展、艺术作品的生产和消费、艺术家的借鉴与创造，都处于一定的历史情境之中。构建这一历史情境，需要多方面的知识或信息。比方说，要真正理解石涛，首先至少得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了解16-18 世纪之间中国社会的基本情况，它涵盖了社会现象的各个方面，诸如政治导向、经济方式、地域因素、文化艺术机制等；二是了解16-18 世纪中国画家的生活与创作，了解绘画观念、风格与艺术思潮的承续关系；三是了解石涛的成长、师承关系、社会交往、作品以及著述。这么做是因为，我们一般认为历史人物都处在一个历史的链条当中，那些复杂的，一般被叫做“背景”的问题，总是会与我们的论题相关，所以至少应该首先确定他在历史经纬线中的坐标，搞清其来龙去脉。但我们会很快发现，仅有这些知识也远远不够，关于物质材料的科学知识，关于画家应酬与作品定购的具体细节，关于那个时代普通文化阶层的思想状况，同样会对我们的理解产生影响。在这个意义上，艺术教育的课堂教学，往往仅仅能完成其中的某个部分，比如挑选石涛的代表作品，按照编年顺序或画家个人风格进行分期，在有限的时间内予以展示或阐述，其局限性显而易见。审美教育并不仅是欣赏美和审视美，还应该知道美从何出、美在何处及美的程度。我们说，没有真正的审美理解则没有传承，自然也就谈不到真正的艺术传播，这话应该不会过于偏差。图书馆中的各学科文献，只是静态的陈列品，它需要艺术接受者主动地浏览、演绎与阐释，在各种艺术文献的基础上，凭借其他相关的各类文献，重构关于艺术历史、艺术知识的情境，既要以艺术作品为主体，又要以其为情境之一，经过审美感知、审美理解，到达美的升华。最终，将这些静态的文本转化或内化为个体的精神存在，再经过代际传承，沉淀为集体意识。艺术的传播要通过图书馆与博物馆等中介或媒体。麦克卢汉指出，信息与媒介不可分离。媒介通过信息不停地传播自身的信息价值、结构功能和社会文化变化的力量[6]。现代科技使得图书馆可以增置音像文献，因而也就拥有了“动态”的信息。较静态文本，音像文献因其特有的“在场”特征，而更接近艺术发生或创作的情境。然而，它同样需要观摩、演绎与阐释，也即需要与其他知识或工具取得联系——从陈列到演绎、阐释，艺术的传播才刚刚开始。而我们知道，没有一件作品或一张复制品是完全为它自己而存在的，正如没有一件作品是完全为陈列、印刷而存在的。一个运行良好的图书馆，不是一个图书聚集的无生命的场所，它应为文化艺术的传播保持开放的姿态。就此而言，图书馆见证了艺术传播者的衍生和传播方式的更新。如果说，传统时代图书馆艺术教育的施教者，主要是艺术文字文献、艺术品和借阅者，传播方式只能限于静态阅读、有限复制和新的研究，那么，在电子时代，传播者中便有了更多读者的身影，他们在网络平台上留下的下载量、使用率、引用率，乃至他们的读书笔记、书刊评论、小组讨论，以及对馆藏文本的潜在需求，都将引发新的传播，进而塑造艺术教育的时代面貌。同时，这种传播方式，还使得围绕图书和艺术品的艺术教育，溢出实体媒介限制，而能在不同网络空间中互动，从而在网络平台上实现艺术教育的普及，豆瓣影评、知乎问答就往往与中国知网、图书馆和博物馆藏品电子文献链接结合，体现新模式的优势。三、古今模式的兼备：学校图书馆与艺术教育的取向学校是艺术教育的重镇，因此，学校图书馆艺术资料的扩充、媒介作用的延展，将事关中小学和高校艺术教育，尤其是通识教育的成败。但是，由于很多中小学、大学图书馆建设滞后，很多大学仅有中小型图书馆，图书收藏和借阅率均无法真正体现图书馆的媒介作用，加之地方本位、校本位思想，以及设备和资金的限制，图书馆与其他媒介的交流和合作也无法展开，艺术类文献的数量和质量因此也参差不一，对艺术资料收藏、传播的媒介作用缺乏认识，故上文所述的两种模式，并未发挥作用。应该说，很多中小学和高校需要解决的是一些基础工作，除了图书资料质量的提升和数量的扩展外，还应包括以下方面：文本陈列的规范和系统性。艺术类文献往往与其他学科文献有交叉关系，目前文献编码在国内外形成了一定的惯例，面对具体文献时，往往由于图书的特殊情况，在学科归属或图书分类上并不明确，从而造成检索或查阅的不便。在大学图书馆，这种情况也比较明显。文本陈列的清晰和系统性是读者借阅的前提，也是很多图书馆的首要工作。借阅的流畅性和公共性。这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图书馆陈列的文献向全体学生开放，增大图书的可利用率，通过网络平台，提升借阅的效率，规范借阅程序；二是大学图书馆要与当地或临近的图书馆形成合作关系（包括公共图书馆和私人图书馆），做到资源共享。在系统陈列、广泛借阅的基础上，才能发挥学校图书馆的教育功能，打破教室的有限空间和学科专业的限制，为艺术教育提供更为宽大的平台。它包括：开展艺术图书、藏品的展览、研究、交流活动，向学生、家长乃至公众展示收藏与研究情况，增进与学生及社会读者的交流；利用图书进行的各类研究及其成果，又可以勾画文献的利用率和相关性，向学生、公众展示研究与典藏动态；在各种专题形式下，增进学生与教师、读者与研究者、馆员甚至著作者的交流，馆际之间的交流、图书馆与博物馆之间的交流，发挥特有的资源效应。我们可以看到，图书馆发挥艺术教育的媒介功能，在这些项目中有极大的空间[3]294-296。从陈列、借阅到展览，再到研究、交流，在活跃的文化氛围、丰富的教育形式下，图书馆的文献才能由无生命的文本走向新生，艺术教育才能从课堂走向课外，从校内走向校外，从传统走向创新。近年来，这些工作在一些高校图书馆中得到重现与倡导，并取得良好效果，它指示了静态展示与动态交互模式兼顾发展的趋势。参考文献：[1]辞源修订组，商务印书馆编辑部.辞源（合订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314.[2]钱穆.国史大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141-142.[3]虞和.论书表[C]//潘运告，编著.汉魏六朝书画论.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1997.[4]晋华.浅谈美术馆的教育功能[C]//邵大箴，主编.美术研究·艺术管理特刊.北京：中央美术学院《美术研究》杂志社，2004.[5]贡布里希.博物馆的过去，现在和未来[J].范景中，译.新美术，1999（3）：69-79.[6]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何道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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